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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关系怎么样？如何定性？与其相关的评价很多，每个人都能说出个“子丑寅卯”，有错误也有恰当的。

其中来自敌对势力的那带有恶意中伤的偏激观点，比如出走美国前发表《艰难而辉煌的最后岁月—“文化大革命”中的周恩来》的高文谦，想借周恩来否定毛泽东，否定中共，否定新中国的一切。

当然也有具有代表的，比如《中国的双星》的埃文斯·福代尔·卡尔逊、《珠联璧合，双峰并立》的于化民，认为毛泽东、周恩来的合作关系“珠联璧合”，是中华民族历史星空中“一对璀璨的双星”；尼克松的“火起与灰烬”论，他是这样表述的：“中国革命没有毛，就决不会燃起火来；而没有周，它就会烧光，只剩下灰烬”。

《毛泽东周恩来合作关系评价研究述评》的汪浩，其较为实事求是的陈述：“紧密合作，相得益彰”、“但也存在不和谐不协调”。

《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关系》的金冲及先生，他认为虽然共产党内没有“毛周”并称的提法，但两人间的关系是相互补充又相互依存的，他们共同把事业推向前进，毛泽东的重大决策，很多是与周恩来共同商议的，当然两人的看法也会有不一致的时候。

总的来说，我个人觉得《周恩来与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一书中认定毛周关系是“长期合作、相得益彰、不可或缺、亲密战友”的关系，这是“主流、是常态”；但又存在合作的“不协调与不和谐”，这“是支流，是非常态”的评价是最客观的。

正是有“常态的”和“非常态”，常态得让人们习以为常，容易出现些许刻板印象，毕竟37年的信任与相依、互相尊重、互相支持是世人看在眼里的。

不管是宁都会议上对毛泽东的大力维护，并因此而受到执行“左”倾路线同志的不满，被指控为重犯了“调和主义”的错误、或是长征酝酿阶段，在中央关于毛泽东去留问题有争论时，周恩来仍竭力坚持毛泽东随红军长征，还是从湘江战役到遵义会议，周恩来越来越明确主张确立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指导地位，其中1934年11月25日抢渡湘江时，周恩来一直坚持在湘江渡口的东岸，指挥部队抢渡，他焦急地询问毛泽东渡江没有，当他看到毛泽东大步走过来时，立刻迎上去，请他迅速过江。

毛泽东说：“咱们一起过江。”周恩来说，你先过，我还要在后面交代任务......从遵义会议确立的我党军事领导格局“周负责、毛帮助”到1935年11月下寺湾会议转化为毛任军委主席、周为副主席，即“毛负责、周帮助”的格局。在解放战争时期，“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毛周合作、指挥三大战役”，毛主席曾说：“恩来同志是我指挥人民解放战争的最主要助手”。

邓大姐也曾说：“恩来同志在陕北时实际上是总参谋长。许多作战方案，包括以后朝鲜战争时期的作战方案，都是他先拟好了送给主席看，由主席批，或者他先找主席请示，谈好后，再由他来贯彻。”有当时在军委作战室工作过的一位同志说过：当时几乎每天所有的军事电报，都是先送到周恩来那里，周恩来看了以后，考虑好自己的意见，通常在地图上也标明了，然后去找毛泽东，两人一起对重大问题进行商量。

新中国成立前夕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新中国成立后中央领导成员的配备问题，毛建议“有两个人是要提出报告的，即我和恩来是否参加政府工作”、“恩来是一定要参加的，其性质是内阁总理”。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任国家主席，周恩来任政务院总理，形成了法定意义上的“毛负责、周帮助”，双方配合默契，创造出一个个人间奇迹。

因此“非常态”，即不一致出现时，两人关系易被夸大化和世人误解，其中最大的误读是“大跃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

1957年秋天以后，毛主席早就搁置在心中的对周恩来总理等“促退委员会”人员反冒进思路的不满，开始大面积地释放出来，“大跃进”运动也由其展开。

由于周总理发现经济建设上出现提出过高指标、忽视综合平衡、产生很大财政赤字的冒进势头，于是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指出：“现在有点急躁的苗头，这需要注意。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

“对群众的积极性不能泼冷水，但领导者的头脑发热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之后又当年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报告时又说：“一九五三年小冒了一下，今年就大冒了一下。”“上不去，就不能勉强，否则把别的都破坏了，钱也浪费了，最后还得退下来”。

毫无疑问地，对于周总理坚持的，毛主席极不满意。南宁会议上，毛主席指责周恩来总理：1956年的反冒进是方针性的错误。会议第一天晚上，毛主席就单刀直人地说：

“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首先是没有把指头认清楚，十个指头只有一个长了疮，多用了一些人（工人、学生），多花了一些钱，这些东西要反。当时不提反冒进，就不会搞成一股风，一吹，吹掉了三条：一为多快好省；二为四十条纲要；三为促进委员会。这是属于政治，不是业务。

一个指头有毛病，整一下就好了。原来‘库空如洗’、‘市场紧张’，过个半年就好了，变过来了。没有搞清楚六亿人口的问题，成绩主要，还是错误主要？是保护热情，鼓励干劲，乘风破浪，还是泼冷水泄气？”12日上午，毛主席又进一步从“政治问题”上清算反冒进问题。

面对毛主席的严厉批评，周总理不得不作检讨。他把毛主席说的反冒进这个“带方针性的动摇和错误”的责任全都揽到自己身上，认为“错误”的产生，是一种右倾保守主义思想......但一些主张反冒进的同志从周恩来总理的许多话中，听出了违心的成分。周总理说：

“反冒进的结果损害了三个东西：促进委员会、四十条、多快好省，使1957年的工农业生产受到了一些影响，基本建设也减少了一些项目。这个方针，是与主席的促进方针相反的促退方针。这一反冒进的错误，我要负主要责任......”

针对检讨“违心”成分，金冲及先生认为周恩来总理有想不通的地方，但也不完全是违心的，他是充满矛盾的，也有想不通的地方，因为当时确实发生了冒进，这是事实，他作为当家的更有强烈的感受。

根据当时在他身边工作的范若愚说，他写检讨时，写着写着就写不下去了，可见他内心一定很复杂。

周总理对毛主席是十分崇敬的，就连1976年元旦病情危重的周总理从广播里听到毛主席新发表的《水调头歌·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鸟儿问答》，都要立即让人买来印有这两首词的小薄本，当工作人员读到《念奴娇·鸟儿问答》的末句“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时，他的嘴角绽出了几丝笑纹。

周总理让工作人员把诗词本放在枕下，此后每逢从昏睡中醒来，他都要抚摸诗词本和听读这两首词。

而且在以往长时期的实际经历中，毛主席比他看得高，看得远，那也许这一次是自己错了。因此很难说他是违心的，他亲笔写的检讨中第一句话就是：主席总是从战略上看问题的，而我往往过多从战术上考虑问题。这话还是发自内心的，至少是努力去想通问题。

对于“文化大革命”，周恩来总理可以说并无思想准备，是被动卷入的。此前不久，他刚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提出“四个现代

化”的奋斗目标，并忙于编制第三个五年计划，中间发生邢台大地震，以后着重投入北方八省抗旱工作。批判《海瑞罢官》这件事，事前根本没有让他知道，派工作组后那些日子，他又出国了一段时间。但应该承认，最初当毛主席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中也有黑暗面，特别是干部中存在严重脱离群众、甚至同群众对立的现象，需要放手发动群众自下而上地加以纠正的时候，他是赞同的。

只是在方法上，什么人都打倒，搞过火斗争，他不赞成。当时他讲得最多的是“抓革命，促生产”。而且随着“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后果越来越严重，周总理越来越忧虑，力图加以限制和避免。但当时能供他选择的余地很小很小，要么公开反对“文化大革命”，同毛主席决裂，然后被打倒。这不是个人问题，国家的外交、经济工作等如何运行？“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灾难如何力求减轻以致挽回？

大批党内外干部怎样尽力保护？对党和国家怀有强烈责任感的周恩来，怎么可能不顾这一切而任意行动？特别当时如此困难和混乱的情况下。那就只能选择表示支持“文化大革命”，有时说一些违心的话，做一些违心的事，而在工作中尽量减少“文革”造成的损失，并为以后纠正错误准备种种条件。陈云说：“没有周恩来同志，‘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不堪设想”。

有人认为他是“违心”、“低首下心”的“两面人”，是“软骨头”，我想引用金冲及先生说的：“不要用小市民的市侩心理去忖度一个对国家民族肩负着沉重责任的政治家所思考和权衡的内心世界！”

韩素音曾说毛主席周总理的关系：“整出戏就是汹涌咆哮的海洋和坚如磐石的海岸之间的结合”，对于毛泽东这个海洋来说，周恩来便是海岸，他不断地阻挡住排山倒海的巨浪，然而又一刻也离不开汹涌澎湃的海洋。两人关系本质上是相互依存的，如海洋和海岸，这是主导的一面；但也不可避免“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这非主导的一面。

参考文献：

【1】汪建新.待到山花烂漫时—毛泽东与周恩来[J].党史诗词,2023年第08期.

【2】金冲及.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关系[J].党的文献,2014年第1期.

【3】汪浩.毛泽东周恩来合作关系评价研究述评[J].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2月第33卷期.

【4】张素华,边彦军等.说不完的毛泽东与周恩来[J].文史博览,

【5】徐忠.长征中的毛泽东与周恩来[J].中共党史资料,2006年

第3期,第115-127页.

【6】杨明伟.“大跃进”席卷神州,周恩来险些辞职[J].

【7】黄少群.论中央苏区时期周恩来与毛泽东的关系[J].